赵利民教授主讲中文系（珠海）前沿讲坛第十讲

    2018年7月6日晚在海滨红楼15号104会议室，中文系（珠海）迎来前沿讲坛第十讲《论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文化生态及其意义》。主讲人是赵利民教授，现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，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、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，入选教育部“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”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《晚清报刊文献与中国文学转型研究》。本场讲座由朱崇科教授主持。
    在这场讲座中，赵教授借鉴生态学的视角关照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发生与发展，从而发现其生存状态的深层内涵及所显示出的独特文化意义。他指出，从中国近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实际状况看，“新”与“旧”、“中”与“西”、激进与保守、审美与功利等观念的对立而又互补中形成的多元化格局，构成了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系统。
    赵教授首先探讨晚清文学观念的“新”与“旧”的对峙与互补。过去的研究过分强调近代的“新变”、“断裂”特征，在一定意义上割断了新文学与传统的关联，也忽视了近代文学观念复杂而丰富的“生态”状况。晚清以来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下，社会的主流文化倾向是趋“新”，文学思想趋势也不例外，其主要表现为：新文学观念烙下了西方进化论等思想潮流的印痕；对科学化、系统化知识和思想体系的诉求等等。传教士对新文学观念的诞生也起到催化的作用。

    在 “趋新”作为主流思潮的背景下，近代文学中那些“旧”的文学观念自然而然地被作为“新”的对立面被否定被批判。但如果从近代文学原生态的角度出发，我们对待旧的文学观念的观点应该加以修正。首先，应正视他们存在的意义而不是简单地对其冠以封建保守、反对变革或革命的罪名。旧的文学流派作为晚清文学观念的一部分，其存在既是历史的延续，也有一定的合理性。其次，要看到他们在新时代的调整和变化。例如在当时经世观念的影响下，桐城派继承者方东树、梅曾亮、管同与曾国藩等，都主张文学要有用于世。再次，必须充分认识晚清文化的复杂性，重视新派思想家思想中的传统因素（例如以“旧”观念解释“新”观念），及他们后期大多走向保守甚至复古的倾向。
    总之，近代文学观念在发展过程中，既有旧观念急遽裂变、新观念迅速萌生的一面，又有新观念在产生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曲折性、复杂性的一面。从文化生态的意义上讲，这种旧中之“新”、新中之“旧”、“新”向“旧”的回归等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，我们应该客观地对待。把握文学观念发展的曲折性与复杂性，可以防止在理解近代文学观念演变时常出现的简单化弊病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    接下来，探讨了晚清文学观念中激进与保守的相互碰撞及制约的现象。他指出：晚清以来激进派居于主流，但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有不少精辟之见，其中的合理成分，特别是对进化论的理解，对于近代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。以康有为、章太炎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主张保存国粹，对西学总体的态度是以中为主、调和中西，反对激进主义。章太炎力图修正把“生存斗争”作为社会进步的唯一动力的观点，视“进步”为一个复杂的过程。他提出了著名的“俱分进化”论，反对将自然“进化”的规则简单地硬套到社会发展的研究里，认为社会进化中善与恶作为正反两方面是同时并进的。章太炎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如放到现代中国的激进主义发展中看，其意义是巨大的，对于反思20世纪思想史发生的诸多问题也有明显的启发性。
    赵教授进而指出，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对峙与互补，也是晚清文学观念文化生态的一个重要表现。他结合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具体观点展开论述。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认为文学应具备现实的社会功能，其主张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。与之相对的是，王国维美学思想强调艺术自律与审美独立价值，具有极强的非功利主义色彩。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最终由对立走向了融合，这一点在鲁迅与周作人早期的文学思想中体现得最为明显。周氏兄弟在日本期间倡导文学价值在于“不用之用”，将文学的非功利与功利统一起来，认为文艺首先必须作用于人的精神领域，才能实现其社会功用。他最后总结道，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处于社会转型与过渡时期，它没有统一的成熟的体系，但充满活力与朝气，和酝酿学术硕果的潜力。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审视中国近代文学观念，对重新反思近代文学发展中的诸多问题，和纠正过去的错误认识都是大有裨益的，对建构我国当前文学批评的文化生态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。

    对于本场讲座，朱崇科教授指出：赵利民教授的“关键词”研究复杂且重要，而生态学视角的学科交叉更带来新知，有诸多精彩之处；同时，近代文学无疑是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非常重要的衔接。在开放讨论环节，赵教授也与同学们进行了热烈互动。